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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的观念 无的妙用 动与静 形而上学

来源:互联网 作者:佚名 时间:2015-08-11 09:14
道的观念 道家的道是宇宙的起源,是自然无为的规律,儒家的道则太多地包含了伦理意味。 《论语》中讲:子少言性与天道。孔子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人,对于宇宙演化方面的,以及玄而又玄的道很少去言说,只讲实在的人生。所以他的道更多地是精神生活之道。他认为

 

道的观念

道家的道是宇宙的起源,是自然无为的规律,儒家的道则太多地包含了伦理意味。

《论语》中讲:“子少言性与天道。”孔子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人,对于宇宙演化方面的,以及玄而又玄的“道”很少去言说,只讲实在的人生。所以他的道更多地是精神生活之道。他认为“吾道一以贯之”。他认为世界上有一种不变的道存在,这道贯穿在孔子的整个学说之中。孔子的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天道的人化。“天何言哉?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。天何言哉。”天道具体化为各种人间之道。故而,孔子的道更多地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道。《易大传》中有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的说法。《易大传》,是《易传》中的一篇。《易传》,是十种解释《易经》的著作。分为《彖辞》上、下,《象辞》上、下,《系辞》上、下,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等十篇,也称十翼。相传是孔子所著。据近人考证,基本部分是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的作品。《易传》提出了天地万物生成的过程。“易有太极,是生两仪,两仪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”。《易大传》认为,太极是世界总过程的开始,太极生出天地两仪,两仪生出春夏秋冬四时(四象),四象生出八卦。八卦象征风、水、山、天地、山泽、雷风、水、火八大物象,由此世界生成。那么道是什么?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。《易传》认为,太极是宇宙的源始,两仪就是天地,天地就像一对原始的夫妇,以父母生产子女的方式生出万物。男女两性的精气配合起来,就产生了子女,天地也如同夫妇一样,“天地,万物化醇。”天地之阴阳二气交感而生成万物。所以,《易传》之道有规律的含义。万物遵循“道”而产生,即阴阳交感而生。现在一些老年人也常常讲阴阳二气。比如立春之时,便是阳气上升,阴气下降,二气交感,故而万物复苏。这时病苗也开始生长,人容易得病,老年人能熬过这个变化时刻,这一年使没有别的事了。《易传》的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的思想对我们的精神生活有深刻的影响。

到了宋代,经周敦颐、邵雍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、朱熹、陆九渊等吸取道家和佛家的理论,而形成了儒家哲学所特有的对道的理解。儒家的道既是天道又是人道,是天道和人道的统一。儒家对道的更重要的理解是道德伦理意义上的。儒家的道是一种做人原则。这做人的原则的根据在于天道。

总结起来说,儒、道两家对道的理解有两种。一种是从本体意义上即宇宙的生成上来理解,另一个就是规律。二者都否定了鬼神、上帝的存在,这对我们有巨大的影响。西方的上帝是神,即是仁慈的上帝。而中国的“道”没有这样的含义,这使我们对待鬼神的态度很有意思。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,对有没有鬼神存而不论,他说“未能事人焉能事鬼”,就是说人事还没有理解明白,去想有没有鬼神的事是没有用处的。中国人对待鬼神持一种“有用与否”的态度,即“临时抱佛脚”、“病急乱投医”。平时没用,就把香炉(祭神用的)放在旮旯里。有用时,拿出来插上香让神保佑自己。也就是说神不像西方的上帝那样时时刻刻与人有关联,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。中国的神没有这样的待遇。比如对龙的态度,天旱无雨时求雨,供奉龙王爷。但到过春节时,又耍龙,将龙做为娱乐形式。这样的态度,是和中国人对世界的统一性在于无人格的“道”是有直接关系的。记得有一个笑话。从前有一座庙,庙前有一条河。一个人要过河。他搬来庙里的神像横在河上,踩着神像过了河。又来了一个人,看见神像被当做桥大吃一惊。他连忙恭恭敬敬地把神像送进庙里。他走后,庙里的两座神像商量去惩罚谁。商量的结果是去惩罚信神的人,因为不信神的人根本不怕神。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我们对待神的态度。我们没有西方人专一于上帝的宗教精神和纯粹的宗教信仰。道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支柱。这种对待神的态度构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。所以,从某种意义上说,我们的精神生活充满了特有的理性,形成了我们独特的精神结构和内容,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。

“无”的妙用

中国古代哲学中,还有一个比较国粹的概念“无”。大家常说某某人捏造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来说,大家说他“无中生有”,意思是说他胡说八道。不过,实际上,这“无中生有”是有来历的。这是我们传统精神生活中所特有的概念。两千多年前,老子认为“天下万物生于有,有生于无”。有人就会奇怪,有怎么能生于无呢?这是不能用常识的观点去思考的问题。这是哲学上的问题。在中国古代文字发展过程中,“无”字并非是一开始就有的。一开始是“亡”,而后“無”,而后才到“无”。“亡”是指原来有的,后来没有了。比如“亡羊补牢”。亡是指恍恍惚惚有,但又不能真切地把握住。意思是似有实无;无,才是指真正的虚无。也有人认为无是無的简化。无论哪种说法,老子的无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“无”,老子的“无”是与“有”相对的概念。比如瓦、盆,正因为中间是空的,是“无”,瓦盆才有用。房间用围墙围起来,中间有空洞,是无。正因为有“无”,才有用处。这无,是空的意思,是与“有”相对而言的。“有生于无”是怎样的意思呢?万物都是有,都是实存,那么这些“有”是从何而来呢?老子认为是从“无”中来,只有用“无”来统一“有”,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众多的不同的有。举一个例子,头羊是一群羊的领袖,但它也是羊,故而不能凌驾于羊群之上。人也一样,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具体的“有”,所有具体的“有”不能来自另外一个具体的“有”。所以人要造神,因为神能千变万化,能化成各种有,故而神能凌驾于万物之上,可以做为万物的来源。比如上帝创造出包括人在内的万物。有一个典型的有关上帝造人的笑话。有人问神甫,“上帝是怎样造出人的?”神甫回答说:“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样子造出了人。”那个人又问:“上帝有肚脐吗?”神甫不能回答。因为上帝如果有肚脐,那么上帝也不是最后的原因。这是一个笑话。但说明了用神作为万物的本源还有其不透彻处。只有“无”才能生出“有”,因为“无”没有任何规定性。“无”什么也不是,可以是任何东西。故而“无”更能统摄有,因为它无任何规定,越简单平凡的东西越伟大的原因也正于此。比如,围棋大师华以刚说过,“围棋为什么最难?因为它的规则最简单。”因为规则简单,所以可以任意变化,生成任意局势,很难穷尽和把握。所以围棋最难。“无”正因为什么也不是,才可能什么都是。所以“无”是万物之母。用西方哲学的思想来对照,“无”实际就是世界万有的最高统一性。

对于有和无的问题,中国哲学史上有很精彩的争论。尤其在魏晋时期的玄学中争论得尤其精彩。魏晋南北朝时,政局极度紧张。名士为了躲避是非,多数遗落世事,逍遥度日,苟且偷安,以玄学清谈为业,放浪形骸。玄学是玄妙之学,它醉心于抽象原理,诸如有无、本末等问题,而对现实具体问题不置一词以避之。以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三玄为基本经典,故被称为“玄学”。王弼和何晏倡导以“无”为本的哲学。王弼小时候十分聪明,十几岁便好老子之学,能言善辩,颇得当时名人如何晏、裴等赞赏。但其心胸狭小,为人尖刻,常以己之长讥人之短,颇被他人痛恨。也许天妒良才,只活了23岁。他认为道是无,无是一种无形无名无声无味什么属性也没有的“无物”。只有借助相反的东西即有形之物才能体现出来,在否定意义上被人近似的理解。就温度而言,它既不温,也不凉;就声音而言,它既不宫也不商;就质地而言,它既不柔,也不刚;就禀性而言,它既不思,也不伤。另一方面,无又蕴含着一切有。天地万物以无为本。王弼所说的有,指的是天地万物等个别存在物,属于物质世界范畴。他所说的无是抽象的,非个别的存在物,什么物质属性也没有,是非物质性存在。这触及了哲学的基本问题—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。

郭象小王弼26岁,王弼死后3年才出生。他少时有才而好学,有“王弼之亚”的称号。王弼认为“无”能生“有”,那“无”如何生“有”呢?王弼终究无法自圆其说。郭象认为无就是“无”,是什么也没有。老庄说“无中生有”意思是说没有任何东西生成万物,是物自己生出自己。万物自是其性,安其性命。物都是自己创造自己,没有造物者,认为事物所显现出来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巧合。万物之间没有联系,这叫“独化”,比如马善跑,牛愿意慢行,这都是物的本来之性。一个人贫穷就是他生来就贫穷,所以必须安分守己。

“有、无”的争论其实就是世界的统一性问题。世界是物质的“有”,还是抽象的“无”,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思考这个问题。只是思考的方式和表达与西方哲学不同,这也看出中国哲学所特有的东西。这也是我们之所是的东西。在我们精神生活中充满了哲学意味,缺少宗教意味。因为我们没有形成上帝等观念,而是用“无”来解释世界的生成。也许这是一种更为成熟的人类精神生活。这里多是对人生的哲学思考,是生活的艺术,是人过的真正生活。所以,不能贬低中国古代的哲学,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,只是一些人生经验,认为是人生哲学。其实,哲学不能以西方哲学之形式内容为标志,文化也是如此,我们中国传统的哲学、文化传统是另一条到达“罗马”的路,而西方哲学则是另一条。所以不能对彼此有所拔高或贬低,这才是正确的未来文明人的对各种文化的态度。

动与静

我们一向认为,万物皆变。也就是说,万物都在运动。在我们的词汇中,有美丽的词描绘这种观点。“沧海桑田”、“白云苍狗”等。在这万物皆变中,存在静止吗?在古希腊有“飞矢不动”的命题,一只射出的箭正向前飞,但它却是不动的。为什么?箭在运动。运动是从一点到另一点的位移。飞行的箭之所以在运动,是因为它从这一个点飞向另一个点,而在每一个点,箭都是静止的。它飞行的路线由无数个点组成,故而飞着的箭是静止的,这就是有名的“飞矢不动”的命题。它割裂了运动的连续性,只看到了它的间断性。

中国哲学在这样的命题上一向主张一切皆在运动,动和静相互对立并且相互转化。北宋重要的哲学家周敦颐认为“动静互根,变化无穷”。动极而静,静极而动,动和静是相互转化的。程颐也认为动为天地之心,肯定运动的永恒性,动和静没有开始,也没有结束。中国古代哲学最讲运动,将之用于人事的非《易传》莫属。《象传》提出: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,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。”行健,就是运转不息的意思,天的本性是运转不息、刚强上进的,人也应该效法天,自强不息。在《易经》中,也可以看到那无穷的运动。一卦变为另一卦,就是爻的变动,阴阳的运动。将运动的观点应用于人事,就是人要不停地向前发展,积极向上,这才使人类不断创造繁衍自身的文化。我们不能以不变观点来看待问题。白云苍狗、沧海桑田都是说运动的永恒性。

“闲云潭影日悠悠,物换星移几度秋。”一切皆运动,那么人也应该用运动的观点处理问题。《吕氏春秋·察今》中讲了一个楚人过河的故事。楚国人想袭击宋国,就派人先去测量雍水的深浅并做好标志以备渡河作战。但雍水突然暴涨,楚国人不知,还是按着先前做好的标志偷渡雍水以袭击宋国,结果被淹死了一千多人。这就是因为河水变化,人也应该随着变化的道理。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一首诗:“塞北梅花羌笛吹,淮南桂树小山词。请君莫奏前朝曲,听唱新翻杨柳枝。”意思是说,塞北流传梅花曲,南方流行桂枝香词。请不要弹这些老调调了,听一听我新创作的杨柳枝吧。这便是要随时代而变化自己的思想,这便是儒家哲学所讲的“权变”。鸦片战争以来,中国屡战屡败,于是有识之士便开始变法,引进西洋工艺、科学,形成洋务运动;引进西方政治,形成维新运动;引进西方思想道德文化,形成新文化运动。我认为,人也应该随时代而变,要革新观念。

人的观念要不断更新,这是正确的。但是,有些东西是不能改变的。如果像墙头草一样,哪面风大就倒向哪边,这是有害的。如果单纯地适应时事变化,那么文天祥的誓死不投元、岳飞的精忠报国,不都是没有用运动的眼光看时代发展吗?所以前些时期有人认为岳飞是愚忠,良臣应择君而侍,这是有害的。如果这样,天下岂不大乱,而成为三国时期谁有能耐、谁有实力就投奔谁的局面吗?这就是说,除了运动还有相对静止。落实到人格上,我想,做人就应该坚持一定的原则。我曾经读过一副很好的对联,上联是“宠辱不惊,看庭前花开花谢”,下联是“去留无意,望天上云卷云舒”。这其中一副恬淡而志存高远的样子,就是动与静的极好写照。在人生中,也该有一定的原则,毕竟总有一些公理是能坚持较长一些时间的。随着人类自身的不断发展,经济差别的缩小,阶级的差别消灭,政治的分歧减少,那么,天下大同时代将向我们走来,我们将愈靠近真理。由此是否可以推断出天下大同就是人类发展的上限?就是如同佛的涅槃一样是静止不动了吗?答案是否定的。因为运动是永恒的,大同社会之后一定还有其他社会的发展。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我相信,中国古代哲学对动与静辩证关系的观点将对世界有巨大的作用。

形而上学

小时候听过一个笑话:某领导正在台上做报告,一个纸条递上来,问他,什么叫形而上学?他哈哈一笑说:“这还不明白,形而上学就是一个叫形而的小孩子去上学嘛!”台下人哄堂大笑。我听笑话时年纪很小,倒觉得那领导解释的不错啊!为什么人们还笑他呢?随着年龄的增长,才知道形而上学是一个哲学名词。

形而上学原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一部著作的名称,古希腊安德罗柯在编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,把亚里士多德专讲事物的本质、神、灵魂、意志、自由等研究经验以外对象的著作,编在研究事物具体形态变化的《物理学》一书之后,所以称为“物理学之后”。这部著作论述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原因,被亚里士多德称为“第一哲学”,即皆论述“盈虚之有数”。我们称为形而上学。

形而上学哲学阐述事物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的原因。这是一层意思,相当于本体论哲学,即研究诸如世界从何处来,世界统一性是什么之类的问题。另一层意思是指用孤立、静止的观点看待世界万物,这样的思维方式称为形而上学。这二者也是有联系的,因为本体论哲学就是认为世界万事万物不是事物真实的本质,它们还有一个背后的决定者,这个决定者就是本体,就像演双簧一样,前面的人是只做动作,是假的;后面的人说话,才是决定者。有人嘲笑本体论哲学是愚蠢的孩子,本来是想数清一堆苹果,结果又加上一些梨来数。但是本体论哲学作为人思维发展的一个过程,是有其意义的,就如同我们不能嘲笑孩子的思考方式一样。本体论既然认为万事万物后有一个决定者——本体,那么这个本体就是永恒的、静止的,故而将这种思维方式也称为形而上学。形而上学一词是近代严复根据《易经·系辞》中“形而上者谓之道”的说法,把其译为“形而上学”的。

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”,这是《易经·系辞》中的话。唐朝李鼎祚认为形而上为用、为道,形而下为形质、为器、为体,形而上不离形而下。于是道器之辨、体用之辨贯穿了整个中国哲学史,并且至今仍在争论之中。最典型的莫过于中体西用、西体中用等争论。

清末时期,人们就如何学习西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有些人认为不能引进西方的民主政治,引进岂不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的根基?于是他们主张只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,这是用,是器,是形下。而道、体、形上是不变的,仍是大清帝王爱新觉罗一家的天下。但形下用的变化必然引起形上道的变化,遂开君主立宪。政治体制层面即道的层面也开始变。这时,政治、经济俱是器,是用,道体是国民之伦理道德。道的变化形成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。道器、体用关系的哲学问题在近代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发展。其实到今天还是有意义的。

道器问题也关涉到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问题。现在有一股风,认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,有人认为西方文化优于本土文化,要求全部引进西方文化,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,大家都知道邯郸学步的故事,燕国寿陵地方的人,走路都外八字,当有一个小伙子听说赵国邯郸人走路姿势优美,就跑到赵国去学习。但还是没有学会赵国人走路的姿势,反而不知道自己原来是怎样走路的,只好爬着回去了。那些只学外国皮毛的人,也该是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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